王秀宁:郎平真正的价值在于传承中创新

◎王秀宁

毫无疑问，郎平有可能成为中国体育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如果要讨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体育人物，上世纪三十年代享誉亚洲的“球王”李惠堂、为新中国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的容国团、1980年代的体操王子李宁、女排铁榔头郎平，再加上新世纪涌现的“体坛三杰”——姚明、刘翔和李娜，都是上述殊荣的有力竞争者。每个运动员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他们的经历与时代紧密连接，他们的荣誉也与国家、市场、社会发生着关系。

李惠堂诞生于国力羸弱的时期，他的进步不是依赖国家，而是依赖相对较强的市场。从香港起家的李惠堂，依靠他从事的足球运动，在1920~1930年代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

容国团、李宁和郎平则是举国体制培养的硕果。在三人当中，郎平所从事的是排球运动。作为当时世界三大球运动之一的排球，因为大球本身的重要性，又因为郎平和队友一起创造了至今还让老一辈人津津乐道的“五连冠”，所以郎平的贡献看起来更值得骄傲。而李宁的贡献则不仅在体操项目上，更因为他参与创立运动品牌，用知名度换取利润，成为进入商业运营的先行者。

到了本世纪初，姚明、刘翔和李娜三人跟前辈有了较大的不同——尽管三人都是举国体制土壤中生长的苗子，但他们的成就开始更多依赖市场力量的注入。刘翔的成功也许更多被归功于教练和体制，而姚明和李娜分别加入了全球化的队伍，参与了所在运动领域最高水平的商业赛事，并都取得不俗成绩。

姚明所在的NBA，完全脱离了奥运体系，但比赛的激烈程度、技战术水平和可观赏性，都完全不逊于奥运会。所以，当他以首个非美国籍选秀状元的身份加盟休斯敦火箭队后，影响力如日中天，并成为中国篮坛的领袖。李娜则全盘接受了市场经济的玩法，自己选择教练、医疗团队，用最专业的方式参加最火爆的网球赛事。李娜取得了法网、澳网这样的大满贯比赛冠军，商业价值一路飙升，开创了一条举国体制以外的“成功”道路。

包括姚明和李娜，身上都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举国体制的烙印，上世纪80年代作为队员的郎平当然更不能例外。但与姚明、李娜这些80后相比，60后郎平却比他们更早地拥抱全球化。

1986年，郎平因为多重原因选择去美国留学，并为此放弃了北京市体委副主任的职位。到美国后，郎平不再万众瞩目，虽然少了体制内的某些限制，但也面临语言、饮食、金钱和学业的挑战。很显然，郎平最终挺过来了，她拿到了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学位，还先后任教于意大利、希腊的俱乐部队和美国女排国家队，且都取得不俗成绩。

郎平与举国体制的关系并没有斩断。1994年，郎平接手了低谷中的中国女排，那一次接手的最终结果是帮助女排进入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决赛。15年后，恒大老板许家印请她来主持恒大女排，开出的年薪是500万元，郎平麾下的广东恒大女排一路横扫，包揽了女排联赛中的所有冠军，大家熟悉的这届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正是恒大女排“出品”。

到2013年，郎平再度接手中国女排，但却与第一次大为不同。因为这一次，她带给女排国家队的不仅有全球最先进的执教经验，还有专业化的医疗、管理团队，更重要的是，还带来了对待排球的态度。国家体育总局几乎是赌了一把，下放了大量管理权力。可对于郎平来说，这不是赌博，因为她选择了职业化的应对方式，但同时她本身又是老女排精神最重要的标志，所以，她可以借着旧身份干新事情——将欧美竞技体育的哲学贯彻到女排团队之中。

荣膺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之后，郎平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她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不要去设计结果”。她认为这一批女排队员的技术并不是最好的，但她们可以用团队弥补不足。某种程度上，她所提到的精神，其实已经不单纯是上世纪80年代女排精神的内涵了。

从郎平的表达，到女排队员们的表现，实际上可以看到那种奋力拼搏但却“输得起”的姿态。这是新女排跟老女排不一样的气质。在某种程度上，郎平是老女排精神的代表，却亲手把老女排的旗帜换成了新女排精神的图腾。这是女排精神内涵的更替，也是郎平个人境界的升级。

从成绩的角度来看，郎平以队员和教练的身份分别获得奥运冠军，这已经是史诗般的胜利。但郎平真正的价值还在于一种传承中的创新，一种妥协中的坚守。

老女排精神、举国体制都是客观存在，它们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限制。郎平懂得如何去利用资源、去规避限制。更重要的是，她领教过全球化、商业化的动力机制，更在长期的海外生涯中重新习得了一种排球的哲学。

30年前，郎平看起来放弃了一条光明道路，但最终却迎来了更加丰富、更加有韧性的人生。导致这种改变的，正是她对排球哲学的重新认识，也是她对人生哲学的重新认识：不去设计结果，却要拼尽全力。

（作者为广州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