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亚洲经济的新活力来自于结构性改革

每经记者 王辛夷

世界经济的复苏需要新动力，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需要新的思考。3月22日~25日，博鳌亚洲论坛将在海南小镇博鳌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届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将现场直击博鳌亚洲论坛，即时发回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认为，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亚洲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内外环境都有了质的变化，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今年论坛以“新活力”、“新愿景”为关键词，就是希望通过2000多位参会嘉宾的思想碰撞，为亚洲的新未来凝聚共识，探索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亚洲的“新活力”在哪里？亚洲经济体面临着哪些共同的挑战？亚洲可以为世界做些什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召开之际，周文重为每经读者带来了独家解读。

●世界经济需要注入新的活力

NBD：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前半部分“亚洲新未来”已经沿用了3年，“新活力和新愿景”是今年的新主题，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

周文重：博鳌亚洲论坛历届年会的主题都是结合当年经济形势的特点制订的。新未来、新活力、新愿景，是今年年会主题的三大关键词。

新未来是过去两届年会主题词的沿续，但也具有新的涵义。现在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亚洲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内外环境都有了质的变化，发展理念和模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全世界都在关注亚洲下一步如何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现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经济已经一枝独秀了好几年，但是它的复苏并没有带动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这几年普遍出现了增速下滑、停滞的迹象，有的甚至是衰退。原来贸易一直是全球增长的高速引擎，但是去年竟跌到了全球经济增速的一半。油价大幅下跌使新能源产业受到影响。

所以说世界经济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也需要新的思考。今年有2000多位嘉宾参加论坛，他们都是政界、学界、商界的领袖人物，年会用“新活力”、“新愿景”作关键词，就是希望通过这些嘉宾的思想碰撞，为亚洲的新未来凝聚共识，探索方向。

NBD：您刚才说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我们知道亚洲国家也很难独善其身，事实上很多亚洲经济体的发展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您认为哪些问题是最为尖锐的？

周文重：亚洲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多样性。亚洲48个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方式各异，面临的挑战也有各自的特殊性。

目前，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形势和应对策略也出现分化。日本央行实行负利率政策，想要实现2%的通缩目标，同时推动资本进入实体经济，但效果并不明显。

中国还有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保持了较快增长，但是发展模式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如何既稳增长、又调结构，同时确保民生底线，这是摆在这些国家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另外中亚、中东油气生产国的经济和财政也出现了困难，这主要是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持续低迷的影响。

可以说各国有各国的情况，但是很多国家的问题又有共性，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政策沟通和协调，这也是今年年会的一个焦点。

●合作共赢是亚洲经济发展的外部保证

NBD：您认为对于亚洲国家来讲，什么是“新活力”，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找到“新活力”？

周文重：从根本上讲，亚洲经济的新活力来自于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依赖央行放水漫灌或竞争性货币贬值。当然，各国经济情况不同，所进行的结构性改革也不一致。

比如说，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思路从需求侧管理更多地转向供给侧，要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具体措施包括减税、简政放权、鼓励创新创业等。

中亚、中东油气生产国的结构性改革则是要追求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工业，缓解对进口的过度依赖，同时摆脱对油气资源的过度依赖。

NBD：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要在结构调整和稳增长之间找平衡，这并不容易。您认为应该怎么找到这个平衡？

周文重：结构性改革是着眼于长远的，是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现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我们就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这个短可以是财政刺激、货币政策，当然这都是必要的、适度的，同时要配合审慎的宏观管理去防范系统性风险。这些短期措施可以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NBD：去年年会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今年我们要在结构调整中寻找“新活力”，您认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对于寻找“新活力”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周文重：除了内部要改革，我们还需要向外寻求合作，合作共赢是亚洲经济持续发展下去的外部保证。刚才说过亚洲经济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这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短板，同时也是亚洲经济合作的机遇。

比如说基础设施是制约许多亚洲经济体发展的最大软肋，而另一些亚洲国家，例如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方面具有优势，这中间就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

再比如中亚、中东、南亚、新东盟等一些地方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需要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而这些正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长处。

我们可以在互补的基础上，进行产能、技术、装备合作，这样既能消化输出国的优质富余产能，又能促进接收国的工业化，一举两得。

还有一点是，亚洲各国在宏观政策上的协调也十分关键，包括彼此发展战略的对接，货币政策的协调，共同反对竞争性货币贬值，监控和联合预防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等。

●亚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有多种途径

NBD：在去年的博鳌论坛上，我们发布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现在一年过去了，“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在多个方面取得了进展。您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亚洲国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互利共赢？

周文重：“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倡议。咱们刚才说过，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方面，亚洲各国具有强烈的互补性，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符合各方利益。

亚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有很多途径。比如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规划进行对接。产能合作也有很多种方式。对于处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国家来说，可以通过参与“一带一路”获得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则可以通过第三方合作，将本国的先进技术、质量和品牌与中国的速度、成本优势相结合，生产出来质优、物美、价廉的产品，提供给发展中经济体。

有人说“一带一路”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思路。这种思路之所以新，就是因为它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不是谁一家说了算，也不是强人所难，而是大家共同商量出解决方案，共同实施，共同分享合作的成果和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