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会议于2月27日在上海闭幕。在会后发布的公报中,与会者判断,全球经济形势继续复苏但并不均衡,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深化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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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王辛夷
2月26日~2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接任2016年G20主席国后召开的首个高级别会议。本次会议从财金渠道为G20杭州峰会做准备,围绕全球经济形势、增长框架、各国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治理等话题展开讨论。此次会议,G20财长和行长对于各自以及共同使用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等政策高度关注并达成共识。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周六(2月27日)在上海闭幕。在会后发布的公报中,与会者判断,全球经济形势继续复苏但并不均衡,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
会议召开前,仍在剧烈震荡的全球市场对于本次会议有着众多期待,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各国可以联手应对当前不稳定的市场。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讨论之后认为,近期市场的过度波动与全球经济基本面温和复苏的状况并不相符。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国际经济学者郑联盛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国政策诉求存在分歧,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政策协同,但仍有义务承担共同的责任。
除了货币、财政政策,本次会议还对第三种选择——“结构性改革”特别关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深化结构性改革。他判断,“中国(结构性改革)可能产生的效果是比较大的”。
市场波动未反映经济复苏
与3个月前G20领导人峰会发布的公报相比,本次会议对全球经济的整体判断相对悲观,公报表现出“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
虽然两次会议相隔时间并不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国际市场出现了大幅波动,原油价格暴涨暴跌,主要经济体股市巨幅下行小幅反弹,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显著贬值,急速上升的避险情绪推高了黄金价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此次会议前表示,在经济极度脆弱的背景下,主要国家必须合作拿出“大胆的”应急措施,以提振经济增长并遏制风险。
此外,包括美林银行在内的一些机构甚至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威胁,与1985年以前非常相似,因此需要各国政府达成一份新的广场协议。
对于这样的提议,中、美、日财长在会前就予以否定。公报也提出,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在会后举行的发布会上,楼继伟特别强调“这是我们在G20财金渠道达成的基本共识”。
财政政策发力不够?
本次会议召开前,美元处在加息通道,日本突然实施负利率,欧盟决定延长量化宽松——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早已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市场期待本次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可以就政策协调取得突破。
针对这一问题,公报谨慎地表示,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来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
郑联盛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各国的政策诉求不一致,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共识。即便是在美元加息以前,各国已经进行了政策协商,但协商的有效性有限。
市场的另一个疑问是:在讨论经济政策时,货币政策似乎总是主角,各国在财政政策方面发力不够。
楼继伟介绍,大家一致同意,货币政策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价格稳定。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可能还要继续保持适度宽松,尽管大家也认识到,它的作用还是代替不了财政政策。
花旗银行近日发布的报告表示,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货币政策必须得到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但当前的世界并未准备好,无论是机制上、政治上还是其他方面来看。
“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楼继伟说。
不过,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G20会议期间却表示,“债务融资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极限,因此,我们不同意一些国家建议的财政刺激方案……不改革就没有任何捷径。”
郑联盛介绍,财政政策需要花纳税人的钱,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就需要扩大财政收入,采用增加税负的方式,这在一些国家有很大阻力。
中国结构性改革效果较好
在货币、财政政策之外,本次会议提出了第三种选择,即结构性改革。
楼继伟介绍,对于没有能力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家,大家的共识是,这样的国家一定要加快结构性改革。
在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上,楼继伟以德国为例来证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德国经济表现出较强韧性,这得益于德国长期以来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要素配置不断优化,创新得到有效激励,增强了本国核心竞争力。
楼继伟介绍,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甚至达成了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的方向;同时,与会者认为各国国情不同,结构性改革效果也会不一样。
自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至今,全世界都在担心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能否成功,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会不会硬着陆。
郑联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前不久的达沃斯会议上出现了很多唱空中国的声音,利用G20这样的国际性会议,增加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对于引导和稳定预期有着积极的作用。
楼继伟表示,由于中国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比较大,矫正这些扭曲带来的增长效果也比较大,所以结构性改革可能产生的效果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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