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将推动各国基建 中国强调注重投资质量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一场围绕全球经济的会诊在土耳其举行。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当地时间2月1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闭幕。参会的各国财金要员为全球经济增长勾勒出一幅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景，誓言必要时将动用货币及财政政策来消除经济陷入停滞的风险。

作为此次会议的东道主和主席，土耳其副总理阿里·巴巴詹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此次会议富有成果，会议承诺将有效和及时地落实G20全面增长战略，积极推进1000多项改革，实现到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2%的目标。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会议上表示，2015年中国将持续推进财税体系改革，使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各国普遍理解宽松必要性/

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15年和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都下调了0.3个百分点。这一迹象表明，该组织对全球经济中期前景日益悲观。

穆迪高级副总裁狄罗恩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油价下跌在原则上应该会显著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但并未调高对G20国家的经济预测。能源价格下跌所带来的意外收入增长会被一系列因素所抵消。在中国，能源成本下降不会阻止经济活动持续而渐进地放缓。

G20财金官员们表示，乐见部分主要经济体前景向好，但对全球经济整体状况评价不高，称增长并不均衡且贸易增长缓慢。“部分国家经济增长潜能有所下降，需求依然疲弱，就业前景仍黯淡，且收入不均衡现象加剧。”

除中国外，美日欧这三大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面临不同的现状与问题，美国复苏渐上轨道，但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正在走向一条重启量宽之路。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暗示，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应进行赤字支出，如果只有美国一枝独秀，那么全球经济也无法顺利前行。

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在2015年首次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维持主要再融资、隔夜存款、隔夜贷款三大利率不变，将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利率降低10个基点，同时宣布自3月份起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公共及私营部门债券直至2016年9月底，以达到预期通胀目标。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暨法国央行总裁诺亚称，没有迹象显示货币战正在酝酿，而且此次会议也表明各国普遍理解放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

“在经济增长、物价、金融稳定回归正常化前，需维持宽松货币政策。”G20公报草案称。

中国强调改革与风险/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正在结构与速度之间找寻一个最佳平衡点，尽管GDP保八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但外界对中国的期待变得却比以往更大。

朱光耀认为，保持强劲可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将继续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做出贡献，G20成员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中国的财政政策，朱表示，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2015年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深化预算体制改革，持续推进财税体系改革，使财政政策为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按照财政部的计划，2015年将力争把“营改增”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配合全国人大开展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实施煤炭资源税费改革等。

此外，参会的央行副行长易纲还强调，中国政府将继续积极推进结构改革，支持低收入人群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做好风险防控，密切监测房地产市场和影子银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

结合中国物价和经济增长现状，巴克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政府需要在满足进一步政策宽松需求的同时，对抗刺激资产泡沫和推迟结构性调整的风险，在二者之间达到平衡，我们将之称为“被迫”宽松。

但他说，如果通胀情况大幅低于基线预测，或者增长放缓速度明显超出预期，不排除央行推出额外宽松措施的可能性。

中国投资更注重质量/

全球刺激经济的办法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是绕不开的一项。此次G20会议决定制定具体和富有雄心的投资战略以促进各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期待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早日建立并投入运行。

结合中国现状，朱光耀说，在投资领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政府更加注重投资的质量。

常健分析说，自2011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尝试着用经济结构调整和逐渐地去杠杆化来实现其中期目标。中国如今经济增长放缓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原因就是产能过剩和大规模无效投资。

在此基础上，投资的有效性就显得格外重要，“事实上，任何广泛的货币宽松政策都会加重杠杆化，提高负债水平，并且造成潜在的金融风险。”常健说。

2月11日，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投资调控，定向精准促进投资增长，增加有效投资，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投资，切实提高投资效益，充分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我国还将进一步调整优化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重点支持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的重大项目，创新中央投资使用方式，支持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审核，强化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