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宇：宏观经济换挡期来临 下半年风险犹存

每经记者 王雅洁 发自北京

2014年已然过半，梳理上半年决策层宏观调控的主要举措，稳增长显然是重要一环。在“三期叠加”的当下，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往何处去，是一个各方关注的焦点。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认为，由于短期需求因素转弱，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新的风险和困难，中国经济产生突发的增速下降的风险增加了。如果下半年经济变得低迷，决策层需要打开闸门，通过宽松的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解决问题，需要切记的是，这种适度宽松是为了避免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

回溯2014年以来决策层宏观调控的主要举措，稳增长频频现身，在这一基调之下，如何精准把控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态势？

在敲定调控重点之前，有必要针对行至半年的中国经济展开一次宏观梳理，并拉长考量视线，对下半年的宏观经济发展隐忧提出严谨的预判。为此，《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日前专访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一谈宏观经济换挡期的经济形势及可能风险，并试图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言。

增幅大幅下降风险增加 多行业发展或减速/

NBD：有观点认为，今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有一定下行风险，您怎么看？在此背景下，整个宏观经济又会呈现什么走势？

陈玉宇：最年几个月，乃至半年来的各种经济数据显示，未来宏观经济的下行风险是增加了，而且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比较大幅度降速的风险增加了。

如果中国经济能持续运转良好，GDP增速应该可以维持在7.5%，甚至略高的水平。但因为短期需求因素转弱，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新的风险和困难，中国经济产生突发的增速大幅下降的风险增加了。

NBD：您说的突发增速大幅下降风险，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理解？

陈玉宇：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两个长期变化：一个是第一个增长阶段向第二个增长阶段的转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从一个中等收入阶段向一个发达经济体阶段进军。

金融危机使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结束，发达国家经济虽然复苏了，但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强劲程度，由此中国的出口部门也不可能保持那么高的增长速度，从而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也很有限。

NBD：在您看来，这两方面因素会存在于今年下半年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吗？

陈玉宇：这两个因素在前两年存在，在今年当然存在，在未来两年还会存在，这是长期因素。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如果未来能够维持在7.5%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另外，即使维持在7.5%左右的增速，但短期的力量仍值得关注。所谓短期力量，就是说现在7.5%的GDP增速总体上看算健康的，但不排除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会在短期内发酵，并使我们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风险随之增大。

所谓的下行风险增大，一方面是多年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尤其最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这种发展的壁垒和造成的风险，尤其表现为这几个月来，大家开始担心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崩溃，房地产市场带来的金融风险到底有多大。

事实上，我认为总体来讲房地产仍然处在健康状态，但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行的风险不是没有，虽然可能性并不大。这种情况对宏观经济至少会造成一个困境，就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会有所减慢，减慢到和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与房地产市场客观情况相适应的程度，但也不排除在恐慌心理下，其投资增长速度减慢到一个过低水平。

这就可能带来宏观经济短期内的巨大波动，而这往往就是来源于市场参与者不稳定的预期和恐慌。

NBD：除了房地产市场可能的风险，其他层面是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下行风险？

陈玉宇：第二个当前短期的风险，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我仍然认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量还是在合理区间。但这里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一个地区结构上的问题。那些长期来看并不是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中心的小城市、小城镇，出于各种利益考量也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属于浪费。

而那些在长远看会成为更繁荣的都市级城市的区域，其基础设施投资则不足，原因是没有政策上的放松，也没有良好的长期资本市场工具，来为这些城市融资服务。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短期的风险，以长期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其在建设过程中，是通过短期资金来投融资的。那么这时候就造成一定的短期内流动性困难，不断借新还旧。

在当前情势下，我们的宏观政策正试图通过比较稳健而紧缩的信贷政策来约束上述这些不负责或风险较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真正伤害到的其实是正在转轨的制造业及其他实业，这部分企业，恰恰需要较为宽松的资金环境。

之所以说伤害了制造业，是因为在过去两三年时间，我们试图用总量的货币政策，来解决投资体制和经济结构当中产生的问题，伤害了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那一部分，这一点我要特意强调一下。

制造业亟待重振 下半年可优化融资政策/

NBD：您刚才分析了几个可能出现的经济下行风险问题，在此基础上，能否再针对性提出一些宏观调控方面的政策调整建言？比如您提到的投融资体制，以及财政政策？

陈玉宇：首先，稳增长当然是必要的，这一点也频繁体现在中央文件中。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前几年总量货币政策，来解决现阶段的房地产投资过热、基础设施投资过热等问题。

今年下半年，如果经济变得低迷，决策层需要打开闸门，通过宽松的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放水来解决我刚刚所说的问题，也可能造成制造业和有创新的服务业活力也没起来，但是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继续向不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所以这是一个蛮难的选择。

NBD：具体来看，如何平衡您说的“蛮难的”货币政策？

陈玉宇：第一，下半年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是要适度放松。货币政策的适度放松是为了避免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

不要说大水漫灌，要适度放松，因为不可能通过一天的、一个基调的紧缩就把问题解决了，比如说M2的增长速度，央行定的目标是13个点的增长速度，那么执行下来呢，前四五个月的增长速度只有12%，我认为今年M2的增长速度真的不会很高，但是从政策导向上来看，不应该坚持13%的增长速度，而是应该坚持比13%高一两个点的速度，这是货币政策的适度放松。

以前，为了救急和救命，不得不大幅度放松货币政策，而今天的小幅度放松，其实是为了避免明天的大幅度放松。

假如说决策层现在继续紧缩，房价大幅下跌，城市基础设施还不了债了，这导致银行更不敢放款了，制造业企业因为经济低迷，销售下降，很多制造业企业破产了，也还不起银行贷款了，整个银行的呆账风险就会急剧上升，而银行的呆账，又跟整个宏观经济息息相关。

如果整个宏观经济下行太多，就会使金融风险变大，那个时候如果在难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决策层就不得不通过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要有预见性地看到这一点，未来不能太教条地坚持说只要放松信贷，房地产泡沫就又活过来了。

货币政策应该有所适度放松，适度放松是为了避免日后完全不自主的被迫放松。这是我对下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第一个政策建议。

NBD：下半年对于投资方面的提振，您有哪些建言？

陈玉宇：对于稳增长的措施，还应该主要集中在提振需求方面。这是我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消费方面，起作用的方式很缓慢，就是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是一个很缓慢的方式。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不是短期内的、急迫的，但是可以不间断。

我认为下半年的政策完全可以体现在投资方面的提振。这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以在全国100个或者150个最有活力、扩展潜力、空间比较大的城市，由宏观政策部门甚至各省，在这些城市实行与全国不太一样的差别政策，在这些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都可以比较放心大胆地促进，而不是要约束。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要尽快稳妥推进长期资本市场工具对基础设施融资的支持。在长期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用于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方面要放开步伐，下半年可以趁机推出这方面的政策。

现在有些地区开始允许发地方债，但是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此外我们应该进一步放松中国资本到世界各地去，同时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本到中国来，这种大出大进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质量和长期繁荣，同时也是应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原来我们只强调大进，每个地方愿意吸引外资进来，并不愿意帮助中国自己的企业出去。这有两个坏处，第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己的企业像一只圈养的猪，别人家的企业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像一只饿狼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商业机会，我们只允许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不鼓励我们的企业到世界各地去，所以我们的企业能力有限，在全世界获得各种商业机会的能力也有限。

第二个原因是，原来这种只鼓励进不鼓励出的政策还有一个坏处，这么多外国资金进入中国，中国还向世界各国出口挣得了外汇，外国来华投资也得带着外汇来，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所谓的外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这种双顺差又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造成了我们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现在都甚至成了我们的负担。

只有鼓励“大进大出”，尤其是鼓励中国企业大出，这个时候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缓解，同时央行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快，被迫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压力就会减少。

NBD：就“大进大出”来看，是不是在资本流出方面，还有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

陈玉宇：从这一点说，我的第三个政策建议，就是进一步推进中国资本流出和流入的便利化，使得我们的资本，在真实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大进大出。短期内，这可能对于某些投机类资金不太敢大进大出，应该在真实经济活动背景下，比如中国企业到孟加拉国办个工厂，就应该允许人家拿人民币换美元出去。

第四个政策建议是今年下半年决策层应该加强宏观调控的技术性。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变得日益复杂，但是我们宏观调控的部门，和宏观调控的框架，却存在部门分散化、权威性不足、知识能力不足等问题。

目前财政部、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银监会，各个部门都有一部分的权力，而宏观调控的部门化、调控分割化，不利于整个宏观调控。

未来的宏观调控应该有开放的心态，在国内建立跨部门的宏观调控架构。同时，由于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感逐渐加强，中国稳定经济的调控政策应该与其他重要的经济体，例如欧洲、美国等的宏观政策相互协调，这种协调机制应该变成常规化的一部分，不应局限于各国领导人互相见个面，而是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门、宏观部门、货币政策制定部门可以共商宏观政策。

在这种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和互动中，我们自己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知识能力建设也会得到快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