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改革最大阻力有时候是利益集团 现在看是传统思维模式

每经记者周洲发自北京 “将《决定》落实到位，比写进去还难许多倍。改革的最大阻力，有的时候是利益集团。我们担心，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会阻碍和截流这些改革。现在我看最大的阻力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习总书记讲的‘思维定式’。”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副主任郑新立在3月18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所说的。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起草感受、改革的阻力等问题，郑新立一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郑新立参与起草中央文件20多年，也是唯一一个参与了四次重要时间节点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者。3月18日，记者参加了他在北京理工大学举办的理论宣讲。针对自己参加起草的《决定》，郑新立说：“我觉得这次改革《决定》，我写得最痛快、最彻底。以前还有很多保留、很多遗憾，这一次把想改的内容都写进去了。”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改革的总体目标/ NBD：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您认为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郑新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共16个部分，有60条，涉及的改革共300多项。我认为，有20多项改革最为重要。 《决定》提出的第一项重大改革，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去我们都称国家管理体系，这一次把“管理”改为“治理”二字，体现了党对国家治理理念的新发展。过去的国家管理体系，主要着眼于政府和社会、政府和民众。现在的“治理体系”，除了继续做好政府的管理工作以外，还应当包括两个层面： 首先是行业和市场的中介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要将这些组织的作用发挥出来，这也是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的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 国外的行业协会较为完善，比如美国的会计师行业协会，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行业道德约束，企业加入协会就要遵守，不加入协会就很难取得社会信任，用户也不会让你来提供服务。日本有3000多个行业协会，这些协会将各企业经营者的信息和行业的国内外市场需求进行统计、分析，提供给会员，供其经营决策参考。 此外，行业协会也会就技术难题进行共同攻关、技术培训等。企业在海外开拓市场，行业协会也会进行内部协调。 目前，我国行业协会相关职能的缺失，有一些惨痛的教训。比如因为三聚氰胺事件，国产奶粉遭到重创，不被信任。 因此，我认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行业协会可以进行严格限制，统一规定道德、质量标准等，哪家企业要是不遵守就开除出协会，企业从维护本行业企业的利益出发，会严格约束行为，达到自律作用。 其次是基层民主自治、社区管理、民族区域自治等。政府、行业协会，再加上基层的自治，国家治理体系就更加立体化和现代化了。 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这300多项改革围绕的总体目标。 最满意教育体制改革，写得很痛快/ NBD：这次《决定》中，您最满意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郑新立：招生考试制度和教育体制改革，是20多个最重要的改革中排位第12的改革措施。这次写的教育体制改革，是我最满意的改革。 我参加了20多年中央文件的起草，过去每一次写到教育体制改革时，我都不满意。但这一次该项改革比较彻底、到位，写得比较痛快，让青少年和家长都解脱了。比如“取消中小学择校制度”，使优质资源平均分配和调度。 我们的舆论上有一个误导，认为“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上重点学校。家长为了孩子不得不送礼、找关系。实际上，这都是瞎掰。德国规定，小学以前不允许对孩子进行知识教育，而且小学阶段不允许有书面作业，主要培养孩子读书和学习的兴趣。所以德裔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占所有获奖者人数的1/3。 我们的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考试考得学生高分低能，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 这一次改革，还要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给大学更大的自主权，将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结合起来，选择优秀人才来培养。大学和企业要“去行政化”，学校就按培养人才的质量来评价。 这一次，教育部分改革的内容都是教育部的负责同志们亲自写的方案，比《决定》中写进去的改革力度还要大、思想更解放。比如，小学阶段不留书面作业，在讨论阶段觉得这个太具体，没写进去。但教育部肯定要干（这个事儿）。所以这些改革措施首先是教育部认为是必要的。 自贸区改革最终目的是建自由港区/ NBD：对外开放方面，上海自贸区是个新的尝试，但它的负面清单又让人觉得不尽如人意。商务部提出，对外商投资完善“审批加备案制”，审批还在。您怎么看？ 郑新立：这一次投资体制和自贸区都提出，要施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是借鉴了国际上的普遍经验。 上海自贸区在改革方案里，已经制定了第一期负面清单。清单出来以后，大家不满意，因为限制的行业还比较多，有一些产业政策的内容也写进去了。所以，上海市自己也不满意，现在正在跟有关部门协调，准备推出第二期负面清单。未来还会有第三期。负面清单内容的限制会越来越少。 不仅是自贸区，整个投资体制都是改革的重点。在改革中，很多人提出，内资企业也应当享受负面清单制度，凡不在禁止领域内的，都可以“非禁即入”，允许投资。 在审批上，对于少数的一些行业比如赌博，就得限制。但审批会越来越少，负面清单规定的禁止类内容也会越来越少，改革会越来越开放。 设立若干自由贸易园区是第9个改革事项，这是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之一。 根据《决定》对新区的提示，第一步办好综合保税区，第二步办好自由贸易园区，第三步借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经验，建设自由港区。 所以，建设上海自由贸易园区并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摸索经验，然后在舟山群岛1000多平方公里建立自由港区，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那样，真正实现邓小平同志“再造一个香港”的设想。 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港区与综合保税区的最大区别是实行境内关外的政策。在自由贸易园区内，商品、人员、货币自由交易，这样可以吸引进口大宗物资在这里设立市场，形成中国价格。而石油、铁矿石这些价格由中国市场决定，将影响全球市场。 中国是主要大宗商品的进口国，但却没有定价权。原因是我们这儿没有市场，自由贸易园区会形成市场，增加对大宗进口物资的定价发言权。 传统思维模式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NBD：您在演讲中也说到，《决定》很好，最重要的是落实。您认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这次《决定》中，您还有哪些遗憾？ 郑新立：将《决定》落实到位，比写进去还难许多倍。改革最大的阻力，有的时候是利益集团。我们担心，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会阻碍和截流这些改革。 现在看来，我认为最大的阻力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习总书记讲的“思维定式”。一些部门、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习惯于多年形成的工作流程、方法和看问题的方式。一个省、一个市，只想自己范围内的事。因此，传统的思维模式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有人提出，意见统一的地方先改，意见不统一的不改。但是从以前的经验来看，哪一项改革都不是在意见全部统一以后才改的。包括当年土地承包到户，多数人不赞成，邓小平说“不争论、先试验，用事实说话。”最后大家都认为这项改革好。 既然《决定》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就要按照这个改，不同意的保留意见，或者一些地方和部门率先改，创造经验，用事实来证明改革理论、解放生产力。 我们干部90%的精力都要放在落实《决定》上，要一项一项制订方案，一项一项落实。这些改革落实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会被挖掘出来，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将保持持续较快增长。 我参加过十四届、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已经20多年了，这是我们党历史上最重要的四次文件起草，我也是唯一一个这四届都参加的人。 我觉得这次改革《决定》，我写得最痛快、最彻底。以前还有很多保留、很多遗憾，这一次把想改的内容都写进去了。从一开始，习总书记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不是改革的内容、不是改革的话，一句也不要写，写进去全都得是改革，写的都是允许干什么，不允许干什么就不要写。所以，这次文件的两万多字确确实实是一次痛快淋漓的改革决定。 仔细看一看，这里面含义深远而丰富。我觉得没什么遗憾，很满意。今年我70岁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了，以后会有年轻人来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