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税，开征的路还有多长？

每经记者 胡建 实习生 周程程发自北京

近来，遗产税征收再次成为热议话题，甚至被寄予调节收入分配之厚望。

然而，目前我国是否到了征收遗产税的“适当时期”？起征点又该如何确定？带着一系列疑问，《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刘剑文与白景明两位专家。

征收意义何在？

NBD：对于是否开征遗产税，社会上出现提倡与反对两种声音，出现这种意见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刘剑文：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不同意见很正常，因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向与目标都不相同。提倡征收遗产税，是着眼于我国收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现状，希望借由这样一种制度，来解决此类问题。

从反对的角度看，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对税带有厌恶感，这也与我国历史上的税收文化有关，过去有“苛政猛于虎”之喻。

其次，遗产税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它是象征意义、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遗产税在税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过，如果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则不稳定因素增加，那么政府将征收遗产税作为一种工具，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不满。

白景明：两种声音客观反映了两种实际情况。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积累了大量财富。

第二，这也反映出大家对财产安全的心理预期。人们有了财产以后，都希望政府能够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保护个人财产。这种财产保护的意识和预期，是不断增强的。

时机是否成熟？

NBD：目前，我国征收遗产税的时机是否成熟？

刘剑文：在我看来，目前我国征收遗产税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我觉得遗产税开征是有必要的，它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现在征收虽不合适，但我觉得5年之后征收有可能，5年之内开征难度很大。

因为我国的财税体制，目前有太多方面需要改革，遗产税并不是财税改革中的重点，应该先将重点问题解决好。但是不等于说，目前不开征就不研究，现在可以进行研究，将来条件成熟再去开征。

白景明：我个人认为，目前我国征收时机尚未成熟。一个国家是否征收遗产税要看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市场化的进程，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要视条件而定，而我国从各方面来讲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且因制度建设等各方面的发展难以预期，所以目前我无法确定具体时机。

NBD：遗产税的主要征收范围是什么？遗产税开征之前我国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刘剑文：需要完善房产的登记制度，在我看来，遗产税征收的范围主要是房产等不动产等。所以关于不动产的登记制度、公示制度、评估制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内容，要掌握详细信息。

另外，还要解决民众现在的心理预期问题，这需要我们加强宣传，帮助他们理解为何要征收遗产税，而且要向其解释清楚，遗产税是个小众税，不是大众税，是对极少数人征收，以减少征收阻力。

白景明：目前我国的个人住房，个人拥有的只是一定年限内的使用权，没有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权，严格来讲，这种使用权在遗产税法上不能定性为可传承遗产，因而也无法课税。如把个人住房纳入遗产税课税范围，如何界定清楚房屋价值和课税时限就成为一个难题。

再如个人货币资产，发达经济体内个人货币资产的持有存在严格的认定程序，而且私人之间利益权属务必清晰的理念根深蒂固，即便是配偶和直系亲属之间财产划分边界也非常清楚，而在中国则不然。这不仅使应税遗产无法确认，而且连遗产都难以识别清楚。

税率如何敲定？

NBD：遗产税的起征点应该是多少？税率如何敲定，该如何征收？

刘剑文：我个人认为，起征点是否确定在500万以上，甚至可能更多。税率方面，国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累进税率，一种是比例税率，现在很多都比较倾向于比例税率。像我国台湾地区，它在2009年由过去的累进税率，统一降为比例税率，从50%降到10%，税负的降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征收方式上，有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概括主义，就是指用概念来讲这个问题，可能所有的只要是属于被继承人的财产，全部都在征税范围内。列举主义呢，被列举出的属于征收范围内，没有列举的不征税。比如规定现在被继承人，死亡以后的哪些财产要征税，这就有一个限定问题与举证问题，你如何鉴定这个财产就是被继承人的。

若中国将来开征遗产税，我比较倾向于采取法律上列举主义的方式，还是应该通过以不动产为主的这种方式。其他的也涉及股权等，但这又涉及一个评估的问题。

白景明：我个人认为，假如中国条件具备后征收遗产税的话，也应该本着“窄税基低税率”的原则征收。

在起征点上，我们应该坚持适度从高原则，只有如此，才可稳定民众的制度变革预期，确保遗产税制可操作。

但具体的数值现在还无法敲定，因为确定这个数值还受价格、财产数量等因素影响。

我刚才提到的窄税基低税率，目的也在于保护中低收入阶层。国际经验上，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遗产，可以采取累进税率征收，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富人移民为了避税？

NBD：遗产税一旦征收，如何避免富人避税，或者财富外流？

刘剑文：逃避遗产税的情况是有的，但富人移民到境外，多考虑的不是逃税问题，而是考虑生活环境与经营环境。因为，即便移民到其他国家，现在很多国家也有征收遗产税，所以，不能认为富人都是为了逃避遗产税而移民。

要让企业家等高收入群体正确认识遗产税问题，其实更多的应该是靠国家改善投资环境，健全企业生产经营的法律环境。只要我国经济仍能长期持续地发展，为了争食这块巨大的经济蛋糕，绝大多数企业家并不会仅仅因为遗产税问题，就放弃在中国的发展机会而转移资产到国外。

对非法转移资产，可通过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合作协定，共同加以查处。从国外经验而言，韩国的减轻税负、简化税制的的做法，值得我国考虑借鉴。

白景明：从国际经验来看，富人确实在缴纳遗产税方面，会有规避纳税和减少纳税的心理。西方国家中的有些富人为规避遗产课税，就将财产进行赠与，国外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就对遗产和赠与同时征收。

但如果不建立相关登记制度，财产赠与课税就无法操作。建立财产赠与登记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财产管理信息系统、个人信用体系、个人行为信息管理体系。应先着手多层次配套制度体系建设，然后再推出遗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