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贺江兵炮轰事件 --经济学中的“传统智慧”阻碍创新

近日，财经界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华夏时报媒体人贺江兵炮轰财经大佬事件，其火力之猛、尺度之大、措辞之犀利为近年罕见，比如他所指出的“央行所谓的专家委员有些其实不懂货币，或者说不懂金融”，“一部分专家是名声很响亮，一部分是身份很显赫，在金融领域毫无建树，但又偏爱在金融领域指手画脚误导大众，金融常识匮乏得让人叹为观止”,在“中国台面上混的经济学家集体不懂金融”，然而不得出指出的是贺江兵所说的这些事情大部分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华夏时报这篇文章还具体分析了吴敬琏的货币超发论和张维迎的平分外汇论，这两者已经不仅是专业问题了，更是借所谓常识，宣扬民粹主义的问题了。其深层次原因正如华夏时报文章所指出，经济学家时间紧，要出台、出书、出风头，拒绝学习金融，也是客观事实，中国经济主流经济学家确实错在着知识匮乏和知识老化的问题。

经济学的缺点并不在于他的原来错误，而在于没有纠正陈旧无用的东西，陈旧的东西由于他的便利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后来的学者的脑海中虽然也盘旋一些东西，但罕有人将其形成新的观念。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提出“传统智慧”的概念来讽刺那些平庸的学者：那些平庸者的观点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是被社会精英普遍使用，结果他们的观点成为公众所接受的真理。

数十年来，译者都把Conventional Wisdom译为“传统智慧”，其实译为“一般人的见解”、“流行的看法”似更恰当，这其实跟“常识”一词差不多。在中国这些“常识”已经成为了民粹主义孳生的土壤，开始伤害着中国经济。

美国原经济学会主席加尔布雷斯指出“传统智慧”，是那些并没有确实证据，但由于被社会精英普遍使用，结果成为公众所接受的真理的说法，以及一套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

传统智慧的基本特点就是它具有可接受性，也即，需要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或者与流行的保持一致，或者可以得到更著名人物的支持。正因如此，人们的思想本质上具有保守性，人们喜欢坚持那些已经熟悉和定型的东西；相反，那些对传统智慧构成挑战的思维往往很难被人所接受。

可是，事实无情，过去说得通的“智慧”，现在未必有效。

传统智慧往往都显示出某种过时的特征--或者是理论逻辑上失去了自洽性，或者是观念或者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一方面，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者认知工具，随着研究的深化和广化或者人类认知模式的其它变化，以往“看起来”有道理的东西可能变得理由不再充分甚至不再有道理；另一方面，当现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事物性质显现得更加充分或者事物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需要新的理论的出现，传统观念或者理论由于解释力的下降也就变成了“传统”。

加尔布雷斯的目的在提醒世人，没有什么理论可以垂之久远……

当以传统智慧为基础的常识越来越脱离现实之时，它也就离被抛弃或改造的命运不远了。“传统智慧的敌人不是理念本身，而是事件的发展。

加尔布雷斯说，平庸的学者利用传统智慧解释世界，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利用创造性思维发现世界。

信念的解放，是改革任务中最艰巨的一项，也是完成其他所有改革任务的基础。它之所以是艰巨的，是因为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权力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性，当信念的力量站稳脚跟时，它不会接纳任何有可能削弱其控制力的思想和观念。……

当然，就人类的认知和思维而言，传统智慧之所以在社会底层被认同和尊崇，可能与人的思维有关。人的思维其实也是有惰性的。面对相同或者相似的问题，人们往往会想当然地沿用熟悉或者成熟的思维方式或者工具，而不去深究理论与现实关联及其变化。

传统智慧的传播者是有公职、学术和实业地位的特权，譬如一个人一经当选学院院长和大学校长以后，只要他愿意这样做的话，就自动的获得解释传统智慧的权利，这是高等学术等级人物除工资报酬之外的社会报酬之一。在担任公职以前，他通常很少引人注意，但一旦担任他的职位后，就马上被赋予深刻的睿智，而他们不进行研究，甚至并不写自己的演讲或论文。

传统智慧又是实业成功者的特权，几乎任何一个大公司的首脑都有资格这样做，而且他们不旦有权讲实业政策和经济学，也可以谈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外交政策的基础，自由教育的性质等。

其实这些流行智慧虽然在社会底层有着极强的传播基础，但却也是经过选择的，是有阶层性的，这些流行智慧是对精英有用的。后者是隐蔽却是需要刻意强调的，加尔布雷斯在书中也描述过的这样一个美国比较流行的场景，这一场景证明了这种观点：“对于传统智慧自定行为，就像走进教堂就要高声朗诵圣经一样，企业家的午餐会上必然充斥着，对自由企业美德的歌颂和有关华盛顿坏处的演说”。这点在中国也可以得到验证，每次财经论坛上都充斥着“企业家精神”的歌颂，这些歌颂也从来都换汤不换药，其实根本就不用请本人去，放放录像也照样可以。

“常识”是过去的遗物，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从中国现实梳理的话，自从香港某时评写手出了一本《常识》的时评集子之后，中国的众时评写手们如获至宝的开始“常识”起来，甚至打出了“中国最缺常识”的招牌。然而中国人真正缺的不是常识而是知识，长年与国际脱轨的教育使中国能够掌握话语权的“大佬”一代严重匮乏知识，所以他们只能拿所谓“常识”招摇撞骗，以博人眼球，而知识界早已日新月异了。

真理最后都会产生意见一致，但真理与社会舆论不同，在社会评论中，听众的赞许，远较真理的考验更难影响评论，因此评论员们更喜欢宣传传统观念，人们像依附于水的木筏一样，紧紧抓住我们懂得的那些观念，这也是既得利益的一种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