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土地流转”样本：集约化甜头与风险初现

每经记者 金微 吉林农安、德惠、长春摄影报道

当国内学者为“土地流转”争论不休时，吉林农民刘军波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这个过程。

事实上，在相关管理办法出台以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就已经开始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部分农民加入乡镇企业，或者出于专业化养殖的需求，农民的土地进行着“自主自发自愿的公平交易”。

土地渐渐向少数“大户”集中，对于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市场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农村，土地流转越来越频繁，这种原始的土地流转模式也存在着各种风险，如价格上涨、退出转让、不可预知的天灾等问题。

一张有些泛黄的作业本纸上，记录着一笔“土地流转”的交易：刘军波承包刘阳3垧（每垧地合15亩）地，每垧地租金7000元，承包期三年。

刘阳和刘军波同为吉林德惠五台镇华家村村民，刘阳外出打工，这些地就流转到刘军波手里。这页稿纸附有他们签署协议的日期，但日期上面不是村委会的公章，而是两位农民的签名和手印，当地村干部称无权干涉村民这种“土地流转”方式。

这是中国农村最原始的土地流转方式：村民间协商土地承包价格、承包期限等。

这种“土地流转”一般在村组内农户之间或亲戚朋友之间进行，熟人社会的约定替代了法律合同，一些村民甚至都没有像刘军波这么 “正式”的协议，而只是口头约定。

正是像刘军波们这样，通过这类的土地流转方式，吉林农村出现了拥有十垧地甚至数十垧地的种粮大户。不仅是吉林，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至今依然延续了这种简单的土地流转模式。

但是，随着土地流转越来越频繁，这种原始的土地流转模式存在的各种风险也渐渐浮出水面。

华家桥村：“自行解决”

今年吉林遭遇到几十年一遇的虫灾，一些农村“土地流转”协议就存在违约纠纷，尤其是那些因灾返贫的种粮大户。

刘军波说，虽然今年虫灾受损不小，影响不小，但是自己也只能认了，“承包期是三年，等于这三年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土地经营权还是我的。”

而农安县华家镇华家桥村村民刘树军因为高息抬钱种地，今年又遇上虫灾，他从种粮大户一夜返贫。原本他和村民协商的土地承包期是两年，但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在他负债累累，明年无论如何种不起这么多地了。“我们没有签合同，也没有正式字据，只是口头协议，可进可出，像我遇到这种情况村民也会理解。”

农安县政协委员、高家店于家围子村党总支书记于维振很早就注意到这个情况，他认为这是由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操作程序不够规范，“由于农户之间土地流转多为自发形成，范围也多在邻里亲戚之间，流转方式简单，通常不经过村社组织就自行协商，达成土地流转协议，致使流转后土地经营者的权利、义务、责任难以明确，时常出现土地纠纷事件。”

华家桥村村民魏宝军就曾经历过这样一场小小的土地纠纷，在华家镇开店的魏宝军虽然 “脱离了土地”，但他家还有5垧地。2009年，他以3000元/垧的价格租给了社里另一村民，5垧地共15000元，约定的承包期是5年。

但是，让他没料到的是随后土地承包价格水涨船高，2011年当地一垧地承包价普遍达到5000元，有些土地甚至涨到了六七千。魏军宝有些后悔，但是，协议已签定，他于是和承包方村民协商，最后对方追加到了5000元。魏军宝说，这个价格是和村民最终协商的，“谈判也很容易，因为都是村里人，大家也能理解。”

魏军宝说，越来越多的村民到城里打工，土地承包很普遍，相应纠纷也会多，但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村民自己协商解决，“还没有听说有村民会为此闹到法庭的。”

华家栈：“流转”还是征地？

相比于魏宝军的经历，村民杨志娟则没那么幸运。

杨志娟原本是农安华家镇华家栈二社村民，家里有8亩土地，2001年，当地的电联水泥厂以6000元/垧的价格租了杨志娟家的土地。

2011年5月，在第三个租期来临时，杨志娟希望土地价格能高一点，但是，厂方称合同价本来就是5000元，杨志娟说：“不涨我们也没办法，但我们到国土局去问，国土局称我们的地已被征了。”后来，杨志娟才发现，原来水泥厂厂址招牌已经换成了“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华家栈二社的村民不知道的是，2011年，亚泰集团投资1.19亿元已收购了农安电联水泥公司。村民们想找人交涉连门都摸不到，“我们到现在也没见过亚泰集团的人，不知现在该找谁。”杨志娟说，村民们只能找当地镇政府，而镇政府称以1垧地13.5万的价格买断。

当然，杨志娟现在已经知道：国家法律规定耕地不能有25年的租期，更不能以租代征。而水泥厂现在都运行了十几年，等于土地已实际被占用了。

当地国土部门提供的书面资料显示，华家栈的土地出让价为一垧地120万元，而100多万被扣除的费用是土地出让金等费用。

在杨志娟等村民不断反映问题时，华家栈还迎来了北京来的调查组，但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目前，该土地纠纷案处于僵持状态，杨志娟没要第三个五年期的土地承包金，她认为土地既然已经被征了，就应该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补偿，“要么就把我的土地还回来，我不能没有地。”

陈家店村：合作社模式

吉林农民蔡仁田的土地既不是像魏宝军那样流给了种粮大户，也不是像杨志娟那样流给企业工厂，而是流向了当地的合作社组织。

蔡仁田是农安合隆镇陈家店村二社村民，他有1垧8亩地，2010年，他以10000元每垧的价格转给了村里的合作社，这个价格已远高出农安地区六七千元的承包价。2011年，蔡仁田从合作社拿到了12000元/垧的承包价，“土地的价格依据玉米的价格来定，今年玉米价格高一点，合作社开会定的是15000元，不知最后会怎样。”

蔡仁田说，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从合作社拿回土地。“不过，我还没想过退出合作社，因为如果自己种地也就两万多块钱，刨除种子化肥农药，也就比租地给合作社多两三千块，还不算用工，但现在我一个月就可以把这些钱赚回来。”

蔡仁田说，加入合作社后，自己的收入比以前至少翻了一番，而且土地还是自己的，国家的植补会给你，合作社每年还会有分红。“四年前看到别人有辆摩托车都羡慕，现在村里有一半人几乎都买了车。”

蔡仁田所在的陈家店村距长春市16公里，有10个自然屯、979户、3334人。公开报道称，2008年，全村经济收入288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5500元；2009年农民人均收入将达到7200元，先后受到了国家、省和市有关部门的表彰，被命名为全国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合作社成立之初，如何吸纳农民土地入股是个问题。2009年，村支书林青远果断地将每垧地的入社价格提到了10000元。

村长文业胜说：“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合作社能不能赚到钱，但是村书记说土地流转解放了陈家店农民们的劳动力，他们可以通过打工增加收入来源，他考虑的是全村的整体收入水平。”

在农安当地，陈家店村的土地承包价格远高于吉林地区种粮大户出的价格。合作社能否支撑如此高的土地租金？文业胜说，今年合作社开会讨论租金会涨到15000，玉米虽然遭了虫灾，但是，“因为集体化经营，我们统一抗虫，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玉米价格上涨给农民的租金就要涨。”

陈家店村793垧耕地有300多垧地已经加入了合作社，979户村民有401户是合作社的股东。

农民：初尝集约化甜头

由于陈家店村里有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土地实现机械化作业，降低了油耗、肥料、用工等。同时，合作社统一采购化肥、农药、种子，生产成本也降低了。文业胜说：“加入合作社，土地需要平整，而这些整合的垄和沟增加了土地，另外规模化经营，粮食产量可以提高两三千斤/垧。”

文业胜说，如果合作社有盈余，会将盈余中40%进行再分红，其他为积累资金。

在陈家店村合作社300多垧土地中，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合作社自己耕作，其中有30多垧地作了温室，140垧地租出去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当地采访看到，其中有不少地块为国家和高校的种业繁育基地。文业胜说：“如果没有合作社规模化的种植，这些项目无论如何落不到这里，因为这些试验需要标准化的地块等。”另外，合作社同时与新千年种业签订了100垧地的合同，合同期为10年，价格为每垧15000元/年。文业胜介绍，合作社与新千年种业签定的不是固定合同，租地的价格底线是15000元/垧，如果玉米价格上涨，租地费用也会跟着上浮，“如果是散户根本做不到这点，也争取不到这些权利，我们的优势在于有组织，有对外谈判的能力。”

由于有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地村民大多选择在大棚蔬菜等地方打工。在合作社成立几年来，每年都有退社的，这对于合作社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土地刚平整完，如果村民要回自己的土地，那等于又会形成沟垄。

文业胜说：“土地流转是自由自愿，合作社也应该这样，但是退社毕竟会给合作社带来麻烦，所以现在村民入社有约定，东西南北哪个角的肥田都行，但是不能要中间的。”据他介绍，2010年，合作社共有13户退社的，到2012年只有一户退社的，但是，更多的农民开始加入到合作社。

有学者撰文指出，陈家店村的土地流转模式实现了产权明晰，这一模式形成了“三权分离”的局面，即土地归集体所有（所有权）、农户按户承包（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可以自由流转（经营权）。

文业胜说，“没有承包就没有竞争和发展；但要保障农民的利益，合作社要护着农民，保障农民的权利，比如玉米涨一毛，你和外面签的合同也要涨。”他不时引用邓小平的理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农民的市场风险难担当的时候，合作社应该整合所有资源。”

·记者手记

资本参与“土地流转”须确保农民利益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不过，像吉林农民这样私下协议流转的土地究竟有多少，还无法具体统计。

据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介绍，目前，土地流转的方式大体有三种：除了村民之间的流转、土地向资本流转，还有一种流转形式叫“占补平衡”或“建设用地指标异地流转”。有些地方利用国家“土地占补平衡”政策，鼓励村庄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新村庄实施统一规划和建设，对旧村庄进行统一整理和改造，以节约土地。

最近几年，山东、河南等地出现“农民上楼运动”，这可谓一种新型的土地流转方式，但也造成不少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资本大规模下乡，企业征地办厂，农民个体与资本的力量对比实力悬殊，在土地流转方面，他们常常无法与资本方抗衡，利益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较为严重的纠纷。目前，失地农民已成为一大隐患，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要解决三农问题也就失去了最广大的根基。

在这三种模式的土地流转中，资本下乡争议最大，这其中不仅包括工业资本，还包括农业资本。各地政府鼓励和扶持资本下乡，整合农民土地，成片经营千家万户小农的土地，使土地向农业资本集中。但在这一过程中，保障农民利益却是一大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