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间税过多彰显出大众税收痛苦

每经网讯 《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12中国投资年会”于2012年1月6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现在没有像样一点的直接税，中国税收的大头是间接税，就是消费的主要群体他们不得不承担税赋。我们如果走向现代国家现代税制，应当是降低这种间接税的比重，而适当的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以下为演讲实录：

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我想还是先从宏观的角度谈一谈资本金的看法，然后再落到财税政策方面。我们讨论财税首先还是要从宏观的角度认识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和框架，因为财税显然是为人民服务的。我有这样几个基本的观点，先给大家勾画一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之后，我们这一年度宏观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已经有所表述，所以稳中求进怎么去解读？作为研究者，我认为主要是面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稳住阵脚的同时，做好更加全面的抉择。如果把去年和今年的宏观指标做一个衔接的话，其实首先应该肯定，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们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的指标是相当高的，我们的权威数据虽然还要等待统计局做发布，但是已经八九不离十。公布出去的底是9.1、9.2还是9.3，再前一个年度的增长速度相比，经过四个季度柔性的回调，达到现在的局面。第四季度增长速度应该在8%左右，而今年如果回到年度的要求来说，很可能要提到8%或者是7.5%。因为整个我们“十二五”期间所要求的只要达到7%就可以完成规划的目标了。

这是相对比较满意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中国经济运行现在表现的基本特征来看，没有所谓硬着陆的特征。我们的就业从现在得到的信息来看也相当令人满意，在CPI方面，我们也知道上一年度前面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曾经比较紧张，有的月份已经高度紧张。但是在9、10月份走下来，CPI不仅是启稳，而且已经明显回落。今年开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在物价方面没有非常明显的压力。所有这些情况合在一起，其实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稳中求进，并不是在运行的实际情况上已经出现了跟微调控意图的明显偏差。主要是往前看，我们希望能够把所谓适当的调低增长速度，这种又好又快的组合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说稳中求进这个表述在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曾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当中表述出来，13年之后这次的表述，我的解读就是，它和那个时候具体的含义还是有区别的。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对付通缩的经验，我们需要在稳住阵脚的情况下，在政策框架的设计和磨合方面有一个发展过程。而现在我们有比较充分的对付通胀、通缩两方面的宏观调控经验，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密切关注外部世界的巨大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阵脚一旦表现为向某个不必要的方向转变，我们就应该相应的采取措施。

我们还有一个判断，现在所谓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前面刘世锦主任所说到的判断是吻合的，日本方面的指标有它的特色，现在也没有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日本可以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主要的不确定性就是集中在欧元区。从决策到管理部门，到企业界，到观察者，普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焦虑，甚至是忧心忡忡的心态，主要焦虑的源头主要是来自这种欧元区，到底历史命运如何，现在很难做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预测。

所有对于欧元区的预测，我个人如果带一点直率特色的评价就是，都带有算命的性质。最乐观地说，欧元区一定会继续发展，最悲观地说，欧元区天命休矣。我们看到很有分量的经济学家说，我们现在私下只是在讨论欧元解体之后，怎么样尽可能的减少它对于世界经济的不良影响等等。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意见是说，欧元崩溃与否，在概率上是50：50。给了我们一个明显的警醒，就是欧元崩溃的可能性至少要占一半。在量的预测方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对欧元区的意义做出一个称得上预测的意见，我们只能归结为所谓的不确定性。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预测使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无法充分相信任何一个带有一定取向性的预测。所以还是要归结到，人类社会在他的发展过程中间，在欧洲实现了以货币联盟为特征的共同体之后，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支撑力的财政联盟？这个历史考验我们只能根据观察。所以中国在自己的全面开放和对外依存度的基本格局之下，高外贸依存度的制约条件下，我们必须充分的重视外部世界怎么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拉着我们动的。我们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自己经济总量占整个世界经济总量也只是8%左右。而发达国家经济体它们之间的联动效应非常明显，欧元区的美国和日本，一旦欧元区的情况明朗化，如果真的出现了所谓二次探底式的演变，很明显的我们受到的外部冲击就是人家拉着我们往低走，我们不可能拉着人家往景气好和高的方向走，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所以再往下，面对这种复杂多变、阶段性很明显的特征，我们适度预调很重要。我个人的解读，货币政策11月的动作至少要放在预调的概念上来理解。至于说是不是拉开了所谓整个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序幕，还要看下面一个阶段世界大势到底怎么演变。但是我们自己更要强调预调概念之下必要的定向宽松。

我觉得在中国的宏观调控方面显然存在着某种临界点的问题，去年上半年，中央抽紧银根，有的报道说珠三角出现了明显的倒闭潮，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了。而且底下有一种评论，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感觉更紧张一些，但不是倒闭潮的数量级的问题的话，未必是坏事。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我们所追求的企业在竞争中间怎么样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升级换代的一个必要的环境压力。但是凡事要有度，到了去年下半年，显然在某些区域，银根抽紧以后调控力度已经超过了企业相对普遍而言能承受的临界点，最典型的不良的表现就是温州成规模的企业几十家出现所谓倒闭潮，这次是真的有这样的现实压力。几十家比较成规模的当地大企业在全国来看至少是中型以上的企业，他们的掌门人和老板，以所谓的“跑路”的方式摆脱他们资金链的压力。我们不得已必须要做应急灭火的处置，有关部门在做现场调研的同时，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指导了这种应急事件的处理，平息事态。当地的政府媒体披露说以领导们打过越洋电话让他们回来，重新生产经营，在资金链断裂以后想方设法接续起来，政策给了一个定向宽松。而在这个临界点突破之后，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在这个宏观调控中间，中国的种种现实矛盾制约、矛盾突显的综合考虑之下，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把握这种临界点的问题。

在温州事情出来之后，我个人认为应该总结这样几点必要的认识。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在长三角、珠三角过去增长的区域已经势在必行，温州的金融方面的问题，要追溯到为什么实体经济不能升级换代。有了资金以后以炒房团的方式运作，而一旦外部压力到来，这个高利贷的副作用杀伤力就明显体现出来。实体经济只有在升级换代的过程中间，首先解决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才能够符合现在所说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要求。金融多样化的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应该通过这种改革，使温州这样的地方，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地方，常规金融往往不起太大的作用的地带，和我们发展的多种金融形势的中地带，实现对于实体经济层面可持续的支撑。而把原来已经成为一统天下，或者是至少起主导作用的高利贷挤出去，至少要把它边缘化，这样才是我们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种应用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实现需要有综合的配套金融改革。显然在我们国家讨论支持长期发展的融资机制问题无法回避政策性融资，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小规模企业的创新活动，无法想像只靠常规的商业性金融就可以持续的给予支持，必须有政策性的融资机制加入进来，和商业性的机制形成合力，才可能把温州这样地方的中小企业可持续作为自己的支持对象的事情做实做好。

把这些东西做一个简单的勾画以后就要说说财税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中央明确表述的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且我们要做预调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方面，首先在支出方面要继续有所作为，而支出的基本脉络其实是相当清楚的。就是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统筹协调。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里面，受到特别重点支持的对象显然包括新农村建设，三农方面的一些必要的支持。也包括小微企业，他们怎么样在复杂环境之下继续生存和发挥他们应有的功能，定向宽松的财税配套支持，以及对于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事项，改善民生的保障房建设。今年必须达到的教育方面的政府投入占GDP4%目标方面的财力支持，新医改必须要推进方面的必要资金支持等等都要作为突出的重点。

在支出方面，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还要努力追求机制转变创新，像保障房建设这样的事情，肯定不能政府大包大揽，必须找到有效的四两拨千斤的机制，拉动社会资金一起形成合力，支持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这样一些支出方面的要点，还必须配合收入方面，税费改革进一步全面的优化和相关机制创新的深化。在这个方面一个必须提到的重要的主题词就是结构性减税，我们看到中央的文件在这里面做重点的表述，但是实际上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