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周晓芳 发自北京
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作为资深的“两会”人物，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在今日接受采访时前瞻“两会”经济热点。
辜胜阻认为，调整分配关系实现均衡共享式增长，推动国富向民富转变是今年经济工作最大的看点与难点；应对高物价、高房价和高成本“三高”是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最大考验；用工荒拐点将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大推力，政府要因势利导推动经济转型；解决公共产品短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乎老百姓幸福感提升的最受关注的焦点。
调整分配关系：最大看点与最难攻坚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较快，但是财富分配结构并不合理，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均衡共享。分配结构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居民收入占比逐步下降，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等不断扩大。有数据显示，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
辜胜阻指出，当前我国财富分配的失衡已经影响了社会公平和稳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成为群众呼声最强烈的问题。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并将”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作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辜胜阻认为，分配制度改革是”十二五“最难的攻坚战，分配改革涉及企业、政府、劳动者三方的关系，必须改变当前”GDP一大步，财政收入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的严重不同步状况，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联手推进收入分配关系合理化。具体来说，需要采取以下举措：一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比重，实现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协调发展。建立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二要调节收入差距，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平衡垄断国企与一般国企、国企与民企的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国企利润的全民共享。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要壮大中产阶层，鼓励创业，使更多的创业者成为中等收入者。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三要政企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政府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减少收费，为企业增加员工工资创造条件。要坚持企业自主分配与平等协商相结合。要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推进农村宅基地、住房、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将资产变为资本。要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四要加大对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要建设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推进城乡、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五要量化改革目标，制定分配制度改革的时间表，提高改革政策的执行力。要完善有利于政府重视居民收入提高的政绩考核体系。要对居民消费率、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以及中产阶层比例分别设置科学、合理、量化的改革目标，明确推进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时间表，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进程。
应对“三高”：宏观调控的最大考验
回首2010年，食品涨、房价涨、成本涨……”涨“字成为烙在人们心中最深的印记。当前，高房价、高物价、高成本成为最引人瞩目的三个关键词。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今年1月我国70个大中城市中九成房价上涨，高房价已成为我国城市居民生活”不可承受之重“。同时，我国物价水平居高不下，严重影响民生。央行最新调查显示，全国近74%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物价满意度创11年最低。
辜胜阻指出，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存在紧密相关的传导机制，高房价、高物价和高成本陷入了不良循环，对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的考验。一方面，高房价、高物价，不仅影响了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抬升了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且会形成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进而引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原材料、资金、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汇率风险加剧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涨，高成本反过来又带动产业链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生活成本。
辜胜阻强调，当前解决高房价、高物价和高成本问题，需要使用”平衡术“，采用渐进性的”中医“疗法，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实现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灵活性和针对性，处理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及民生保障和改善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一要加强供需管理，实现保障市场有效供给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步推进。如解决高房价问题，需要在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稳定性的同时，积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如同当前的公汽、地铁、低档车、豪华车各行其道的多层次交通体系能够基本满足人们的出行需要一样，住房也需要形成多层次的供给体系，通过多向分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二要内外并举，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结合起来，缓解流动性过剩冲击压力。既要继续适度紧缩银根回收过剩流动性，也要积极探索建立民间资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对接机制，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海外拓展的投资机制，促进社会富余资本和新增信贷向实体经济流动。三要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引导和支持企业通过转型和创新来应对、消化高成本。政府既要通过减税、减费、扶持等方式减轻企业面临的成本上涨压力，又需要通过财税政策帮助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和转移战略应对和化解高成本。四要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抗通胀能力。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整顿流通秩序，稳定市场物价，合理引导通胀的的心理预期。
用工荒拐点：倒逼经济转型的最大市场推力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已经是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把过去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的转变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在未来的10年乃至30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第二次转型。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第一次转型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用工荒“问题的日益突出意味着这一发展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十二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谋划经济转型，改变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找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和创新驱动，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辜胜阻认为，用工荒拐点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倒逼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力量。农民工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推进而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量大、质弱、价廉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客观上形成了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当前中国劳动力供求市场上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农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结构性短缺。从数量上看，目前我国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已明显减少。从结构上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很低，年轻农民工出现短缺。从区域来看，东南沿海地区的用工短缺现象更为明显，招工难将会常态化。据调查，超过90%的受访珠三角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企业提高员工待遇，从而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最新资料，2010年我国大多数城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加了22.8%。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步消失，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维系。
辜胜阻指出，”十二五“时期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第二次转型的关键是要探索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为此，一要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始终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通过创新创业政策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特别是企业家阶层的创新创业精神。二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行业，培植新的经济增长源，实现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在全球价值链上提升竞争力。三要扩大居民消费，鼓励民间投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四要实施积极的城镇化战略，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有研究表明，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可以成为引爆我国巨大潜在内需的引擎，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
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最热焦点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加大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是解决目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着力点，也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与政府转型的重要保证，更是转型时期政府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基本要求。
辜胜阻认为，当前，相对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非常突出。一方面，由于我国过去过多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资源配置失衡，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有数据显示，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只有29.2%，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20个百分点。以医疗卫生服务为例，医疗资源配置失衡造成“看病难”和医疗服务的公益性缺失造成“看病贵”是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中最突出的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医疗资源的70%集中在城市，而城市医疗资源的80%集中在大中型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向城市大中型医院集聚使得城乡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条件、技术实力相对较弱，医疗服务市场也往往呈现“基层医院无人问津，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就医格局。“看病难”和“看病贵”使得城乡居民难以有效享受方便、实惠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辜胜阻强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问题的有效解决亟需政府转型，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推进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国民幸福感。同时，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要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要以“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为宗旨，健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动医疗服务回归公益性，通过政府的投入建立起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和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继续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发展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等，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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