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六的一个论坛中，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张小冲表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受到不少“后发劣势”的困扰与制约。
这位官员认为，在中国农产品交易发展的经济中，能源供应的瓶颈已十分突出，消费需求扩大与资源环境制约成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当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开始启动，并在经济增长中逐步发挥作用的时候，世界能源资源价格已变得十分昂贵。
以原油价格为例，虽然距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最高时候的每桶140多美元已有大幅回落，可目前水平仍远大于欧美国家工业化时的水平。
在铁矿石方面，中国超过一半的需求要通过进口来满足，铁矿石价格同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却几乎高出十倍。“中国产品的成本已十分昂贵，”一位经济学者说。
困扰中国的“后发劣势”并非只此一项。中国制造业的日渐强盛与国际市场容量增长受限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婴儿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美国这个时期出生者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从这个时间段来计算，当时出生的人口现在基本上五六十岁，已走过了消费黄金期。
“恰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制造业不断崛起并扩大。”国家发改委官员李朴民说。
现今，在被称作“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终于形成一定规模时，一些中国的出口市场，特别是欧美、日本等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在外贸上另一个让人尴尬的“后发劣势”是，当中国加入WTO以后并主动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时候，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强化。
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2009年，前三季度就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0多起贸易调查，涉及百亿美元金额。
“这样的情况现在还存在，可能将来还会持续，并限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家赵林中说，“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崛起的过程中，贸易自由化是当时世界的主流。”
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与主要储备货币贬值的矛盾也令人担忧，高达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中国连年居世界第一，可现在要面临资产缩水与出口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
李朴民说，这些因素让中国未来的增长之路变得格外复杂。
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后发劣势”日渐显现，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已不再是自己的事，而与世界各国息息相关，必须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
五年前，中国政府就向全国各地下达了节能减排“硬指标”。这意味着，中国绝不会再允许为追求增长而无限制地使用资源、能源。
国外市场的多元化、外贸出口方式的转型等，也是近两年中国各级政府考虑得最多的工作，一些地方与企业已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味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能源资源消耗发展经济的格局，到了必须要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一位地方官员说，“必须加快自主创新，推动国民经济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
对于如何应对“后发劣势”，李朴民认为其中工作之一就是尽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正处在孕育爆发的时期，”李朴民说，“有专家预测，新的科技革命将以‘绿色、智能、可持续’为特征。”
拿汽车产业来说，当前多个国家对发展新能源汽车都处于探索阶段，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纯电动汽车竞争领域尚未分出高下，同等的机遇就摆在曾落后西方几十年的中国汽车工业面前。
李朴民表示，尽管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滞后于发达国家，可如果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有可能让中国在新的技术变革中同世界各国站在同一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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